分析師的文章,一向都很有條理,但我總覺得他少了一種對於土地、對於庶民的關懷。我想,對於很多事情,我和他的看法其實很雷同,不同的,只在於那一線之隔的出發點。

高房價之下的喧囂:一線之隔的差別

──回應分析師

本篇文章投稿於關鍵評論網沒有議題是假議題,我們想要更好的未來 就必須關心每一個政策

 

分析師在這篇文章中:「親愛的嬰兒潮世代,請祝福,但切莫道歉」以自由主義者自居,試圖在兩大陣營之間做出仲裁。某程度上他是站在比較中間的立場的,一方面他認為需要改革,另一方面他卻擔憂群眾的力量只會走向「民粹」。

先撇開他故作感性的標題和灑狗血的開頭,也不談他將陳文茜、彭明輝、陳方隅的立場混為一談的作法。(從分析陳文茜的文章,我得到的看法是:她所講的改革只是體制內部的改革。我甚至認為她只是在為某個台北市長候選人炒作議題,而根本不是真的想探討這個議題。)我認為分析師文章最重要的論點如下:

1. 他認為大家對於這個議題主要的分歧在於自由主義V.S.社會主義。

2. 房價過高不能完全歸咎於「邪惡的政府」跟「貪婪的建商」。用一種道德的觀點來論述一個巨大趨勢的變化,不僅犯了過度簡化的毛病,甚至根本只是在找出氣包。

3. 居住權是假議題,真正的議題是就業率以及薪資成長性,也就是工作權。

4. 不同世代與不同的大環境與台灣現況的關連。戰後嬰兒潮的人口紅利,創造了一波榮景;而後1976年代長大後卻遇上了金融海嘯與國際不景氣。

5. 台灣經濟成長停滯是因為分數已經爬到很高了,所以很難再往上。唯有徹底改變思考的方式,才能再有突破性的成長。

6. 作者舉新加坡用政治上集權、經濟上自由兩套最有效率的模式來追求成長,同時批評「台灣在政治上拒絕授予政府更大的權力(國民租稅負擔率由90年代時的21%降到目前的12%)、在經濟上卻又要求政府對企業加倍設限,完全走反方向。」他認為台灣選擇了一條較沒有效率的道路,而我們只能更積極、更理性地去減少效率的損失。否則,我們的民主將會通往民粹。

7. 台灣的既有的創業家精神不夠。但危機就是轉機,這代表後1976年代將會有許多發揮的空間。

8. 我們應該推動改革,建立更好的制度。

9. 無論制度如何改革,都無法面對人性的自私自利。推翻了現有的既得利益者,將會有新的既得利益者出現。而自利是普世的現象,我們無法對抗。

10. 我們處在一個不是努力就會成功的時代,因為現在已經進入知識經濟的時代,只有更高的創造力與智力才是最後贏家,沒有人能依靠瞎忙得到成功。

11. 年輕人不應該認為自己是受害者,特別是接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,反而佔用了許多社會資源,應該想想自己能有什麼貢獻,而不是一味抱怨。更何況我們並非處在最艱難的時代。將自己界定為失敗者,無異是「未戰先敗」。

 

中間偏左、中間偏右的差別

對於分析師的觀點,我大多可以認同。其實我和分析師的差別就像是中間偏左和中間偏右的差別,我認同大環境的確改變了,而我們也處在極端競爭的時代,我也認同危機就是轉機,我更加同意我們應該推動改革,建立更好的制度。唯有徹底改變思考的方式,才能有突破性的成長。另外,我也討厭有些人動不動就使用魯蛇(loser)、小確幸等用詞。然而我和他的差別就在於:看待議題的角度、詮釋的不同、價值觀的差異。

 

菁英主義V.S.公民主義

分析師認為對於房價議題兩大陣營最核心的不同是:自由主義V.S.社會主義,然而誠如他所說的,現在的社會主義都是自由主義之下的一種社會主義(或可以稱為社會自由主義)。

社會自由主義者主張自由市場福利主義並行,即在自由的市場競爭的前提下,政府進行適當的干預與監督。現代自由主義者主張的是工資和工作時間的立法、組織工會的權利、失業與健康保險,為所有人改善受教育的機會等等。」(見維基百科

 

而從分析師的言論來看,他並不是極端的自由主義者,因為他也認同公平與改革的重要。

那麼其實兩大陣營最核心的差異在於基本信條的不同:菁英主義V.S.公民主義

雖然分析師沒有提及,但從他的文章脈絡來看,他認為菁英是民主政治與經濟繁榮的核心,而改革也將由菁英來推動,這將是由上至下推行的改革。而他所推崇的新加坡,剛好就是一個菁英主義很強烈的國家。同時他也強調菁英的責任與義務,所以他引用這段話:「如果連在台灣教育體制下,一路踩著別人占用社會資源進台大念到畢業的你我,都還選擇覺得自己是一個受害者,那台灣真的是沒一個能打的。」

然而,菁英政治如果無法建立彼此制衡、監督的制度,菁英之間就會發生劣幣逐良幣的情況,而民主政治就會變成權力與金錢的遊戲。如此下去,很容易就會走向寡頭政治。而台灣近年來的事件:美麗灣、士林苑、核電、大埔等等,都說明了台灣菁英政治越來越趨向寡頭的決策。

就我看來,柏克希爾哈薩維、分析師的論點都是建立在菁英主義的基礎上。

 

至於我所信仰的,以及彭明輝、陳方隅所倡導的,則是公民主義。菁英主義者往往認為所謂的公民主義就是民粹,認為民眾沒有思考能力而且容易被煽動。但公民主義者則認為政治菁英已經腐化,認為要透過教育大眾,廣泛討論公共議題,透過街頭的社會運動,來推動改革,建立公民社會,實現公平正義、追求民主。

簡單地說,公民主義者不認為菁英是社會的主體,而大眾才是社會的主體(而菁英只是大眾的一份子)。他們認為改革與制度的建立,必須是由下而上的。

公民主義者的假設條件是:公民是可以教育的、公民也可以很理性,民主素養是需要培養的,公民意識是可以被喚醒的。進一步地說,公民也可以是菁英(由此看來,公民主義也是一種菁英主義)。

而正由於公民主義者認識到人性自私的可怕,以及政治菁英貪腐的可能,所以他們期待建立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,監督政府(因此不論誰掌權,都能減少貪腐的可能),並透過民主的機制選賢與能,同時建立良好的法規與制度,讓社會可以在自由主義與福利主義並行之下安定而繁榮。

公民主義與民粹的不同在於,他們並不想清算權貴或是進行均富。他們希望建立的不只是一套制度,更是一種新的觀點,一種人人都應該為國家政策、社會制度負責的觀念,所以他們反對局限於藍、綠的政治視野以及挑起階級衝突的意識形態。他們不是仇富,而是希望限縮官商勾結的結構,進而讓國家資源能夠有效地運用,建立和諧的勞資關係,勞方與資方可以互利、雙贏。

公民主義期待建立強而有力的政府,給予政府更大的權力與金錢,這樣才能確保每個公民都享有平等的福利。然而,要是人民沒有足夠的公民意識、資訊不夠透明、媒體及輿論無法有效監督政府,強大的政府就無法建立。就算建立了,也勢必腐化。

而現在台灣政府在做的,就是不斷縮小自身的業務,把許多權責都交給市場、推託給外界。但當政府進行干預時,做的卻是維繫既得利益者的權益。例如:資方想壓低生產成本,但又不想投資研發與升級,所以政府便協助資方壓低工資、水電等成本,甚至還刻意讓新台幣匯率維持在低價。照理說,如果我們不斷出口產品,幣值應該上升,人民的購買力應該提升才對。但由於政府和企業的策略目光過於短淺,人民又缺發公民意識,我們才一直處於「窮忙」的狀態。我們花了時間、體力提供國際很好的產品和服務,卻只換來「外匯存底」。諷刺的是,還有人把台灣的高外匯存底當作是一種驕傲。

台灣的困境是結構性的,是一環連著一環的。人民普遍忙於工作,造成了公民意識的低落;刻意壓低的匯率,造成了我們實質所得無法成長、內需不足;企業賺了錢,卻不想產業升級,只想繼續擴廠或是轉投資房地產,所以房子越蓋越多,也越賣越貴,但諷刺的是台灣人口已經要進入負成長,我們根本不需要再做擴張性的建設;而受薪階級的收入沒有變多,唯一變多的是「相對剝奪感」。

我們想要更好的未來,就必須要對政府每一個政策都過問,立法院每一個議題都關心。沒有任何議題是假議題,因為每個議題都息息相關。當我們討論高中社區化、廢除明星高中,要想到高中社區化可能會造成富人區與貧民區的分野越來越明顯,不僅僅是教育資源依舊分配不均,明星高中學區的房價也會越來越高。當我們討論12年國教要不要排富,我們要考慮到中產階級會不會因此負擔越來越大,而且如果稅賦公平的話,根本就不需要排富。

正因為我們以往都習慣把政治與政策都交給「菁英」決定,政府的施政才會越來越荒腔走板。正因為我們動不動就說XX是假議題,我們才忘了其實每個議題之間都有重要的關連,我們才忘了其實改變的可能就在我們身上。

唯有人民價值觀改變了,民主才有落實的可能,台灣才有改革的可能,社會才有進步的可能。

雖然台灣社會目前還離成熟的公民社會很遠,公民主義目前對台灣來講,還是一種理想主義。我也不否認在近年幾次的大型遊行之中,有幾分民粹的味道,也帶著一些政黨的色彩,但我看到了公民運動的成長以及理性公民社會的可能。特別是「萬人送仲丘」遊行,就具有超越黨派、理性、和平的精神在。

我們正處於新舊價值觀交接的時代,就看你願不願意跨過那條中線,用另一種價值觀看世界。

 

 

延伸閱讀:

 

解讀「陳文茜:這個國家太對不起年輕人」一文

 

高房價之下的喧囂:回應柏克希爾哈薩維

 

高房價之下的喧囂:富人的魔笛──呼應彭明輝與陳方隅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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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東遊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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